忆起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，刘怡然至今心境杂乱。
那是2017年5月21日上午，北京阳光灿烂，没有风。在北京妇产医院，医师告知她怀孕了，她像一头走失的鹿，慌张无措。
关于34岁的她来说，怀孕不在方案之内。成婚六年，她一向纠结于丁克仍是生孩子，直到意外来临。
那时，她是北京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市场总监，地点部分简直承当着公司最重要的事务，作业开展向好。
当她将怀孕的音讯告知领导后，全部都不相同了——作业岗位被代替，被移出作业群，清退作业桌，停发薪酬……日子忽然跌入谷底。
一场关于怀孕轻视的绵长拉锯，伴随着腹中新生命，悄然无声地向她席卷。她像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中的女主人公相同，顽固地“想要一个说法、一个抱歉、一个公平公平的处理”，但她发现，“维权的难度超乎幻想”。她数度苍茫，这样的坚持，值不值得？
“要不要？”
34岁之前，刘怡然的人生一路顺利。她1983年出生在哈尔滨，大学毕业后，跟从邻校同龄的男友北漂，进入北京一家创业型互联网公司，之后又曲折三四家互联网公司，做网站运营、新媒体作业。
2015年，作业的第十年，她厌恶了朝九晚五的固定日子，想往移动互联网方向开展，所以重找作业。
第一份面试邀约来自北京一家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创业公司。面试时，32岁的她被问到了生孩子的问题。她说，现在想做丁克。
这个主意源于她11岁时爸爸妈妈分隔，从此跟从母亲日子，“我想要孩子，可是惧怕会给他带来损伤，所以甘愿做丁克。”
开端，考虑到这家公司要上六天班，只需10来人，一人得身兼数职，刘怡然婉拒了。CEO发来音讯，介绍了公司的优势、未来开展前景。她被那种创业的方针感招引，2015年3月12日入职该公司，担任新媒体运营，月薪一万五千元。三个月后，转为企划部主管。
当年11月，她被改签合同到其控股子公司A公司，担任公关总监。第二年转为市场总监，担任品牌等方面的作业，月薪渐渐涨到2万。
作业时刻朝九晚七，但她常常加班到晚上九、十点，乃至清晨，周六也很少歇息。每隔一两个月，产品上线之际，那一周简直每天作业到清晨四五点。累了，把瑜伽垫铺地上眯一瞬间，醒来持续作业。
刘怡然被搭档们唤“刘大人”，多用“作业尽力”、“担任”、“女强人”等词点评她。
公司气氛也有些压抑，有其他部分搭档将雨后彩虹相片发到作业群，就被领导叫到作业室骂了。曾在这家公司作业过半年的程欣语记住，刚入职那阵，APP新版本正要上线，一到下班时刻，公司领导有时会坐在门口，“谁也不敢走，正点下班会遭到白眼。”
刘怡然自己后来收拾作业邮箱时发现，作业两年多，超出作业时刻之外的邮件就有500多封，大多是清晨时发的，有时是周末清晨。
与繁忙相伴的，是常常性的胃疼和整夜的失眠，有时睁眼到早上五六点还睡不着，“许多个瞬间，会觉得很累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”
2017年4月，公司举行季度大会，这一年的重要事务简直都组织到她地点的部分。她还协助领导分管公司处理事宜，这让她感觉“整个人的价值是被必定的状况”，充溢干劲。
直到5月21日周末，医师告知她，她怀孕了。
此前，她从未想过会怀孕。查看前一天，还和朋友去喝过酒。
忧虑影响作业，那天上午九点多，刚从医院出来，刘怡然就在和CEO、副总裁三人组成的微信群里说，“有一个坏音讯，我怀孕了。”
发现怀孕后，刘怡然很快告知领导。 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
两位女领导和她年岁相仿，联络很好，常常一同吃饭，日子中有什么事也会相互协助。
但这次，她俩的反响出乎她的预料，一个说“祝贺祝贺”，另一个说“这是好作业啊，要不要？”她说还在纠结，要跟老公协商下。
刘怡然的老公很高兴，期望生下孩子。她则隐约有些不安。
“那我干什么?”
查出怀孕的第二天是周一。早会后，CEO告知刘怡然，派她到深圳和上海出差四天。
入职以来，刘怡然只出差过两次，一次当天回来，另一次第二天回来，都是提早告知，有搭档一同。这次只需她一个人，又是刚怀孕一个来月，她有些忧虑身体状况，领导让她“克服下”。
出差第二天，她开端发烧，硬撑到最后一天。回京后吃药医治，身体才好转。
5月31日，出差回来后第一天上班，她发现公司在招聘网站上新增了一个岗位，职位和作业内容和自己的相同。
部分面试也不再经过她，而是直接由副总裁接手。副总裁还跳过她，直接找她的部属去开会。曾经一去作业室，各种作业任务压过来，但那天，除了之前的作业，没新任务了。
她心里伤心，想不明白，正午没吃饭，趴在作业桌上哭。副总裁看到后，把她叫到作业室，说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，需求找人分管她的作业。在她出差期间，她们现已面试成功了一个人，对方7月15日入职。在这之前，由副总裁完结她的那部分作业。
刘怡然问，“那我干什么?”副总裁说：“你能干嘛就干点什么。之后能够去做一些助理类作业。”她不由得一向哭。
比及6月26日，她肚子疼得凶猛，去医院后，医师说是前兆性流产，主张在家静养。她按流程给公司人力和副总裁发邮件，恳求休半个月病假，在家作业。副总裁回复邮件表示赞同。
那半个月，她没被组织新的作业任务，出售、商务方面的作业交由其他人做，自己持续做之前的作业，编撰品牌稿件等。
半个月后，身体仍未好转，她又休了半个月病假。
7月19日，公司群发会议告知，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，她地点部分改变为品牌营销中心，担任人变成了新入职的那位职工。
刘怡然作业桌被清退，作业由新搭档顶替。
第二天，CEO助理在微信上告知她，公司调整部分和座位，她的作业用品被拿到了助理处。四天后，又告知她，公司品牌宣扬等作业转由新的品牌总监担任。
她暗里问询曾经的合作伙伴，得知新品牌总监已和他们联络，“说是你那儿身体原因，首要对内了，她担任对外。”
高龄怀孕，加之身体透支严峻，她身体状况不太好。医师告知她，这个孩子不要的话，今后再要孩子会很难，主张她卧床保胎。
7月30日，她恳求再休一个月病假。副总裁赞同了，让她去公司处理作业交代。她记住那天走进作业室后，搭档们看她一眼，便不再言语，没人跟她打招呼。
“把我开除了吗？”
8月3日，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，说请病假需供给北京市三甲医院证明，包含确诊证明书、度假主张条、病历、医药费收据等原件；病假完毕请假时供给病历册、查看单据等。
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，让补办病假手续。
她其时现已看完病，没有留存这些资料。“有的资料，比方度假主张条，医院说没有这个，没方法供给。”刘怡然很无法，之前休病假副总裁都赞同了，人力主管也没有说到交病假资料的事。
刘怡然收到停发薪酬邮件告知。
5天后，她收到邮件，说假如不能按要求处理请假手续，她7月份薪酬暂停发放。
刘怡然觉得不公，8月11日，她向北京市朝阳区劳作人事争议裁定委员会恳求裁定，想要回薪酬和入职以来的加班费。
这之后，她在朋友圈、微博等交际途径上宣布“公司不发薪酬，逼怀孕职工辞去职务”之类的言辞。公司发来律师函，责备她诽谤危害公司诺言。
刘怡然被移除微信群。
没多久，她的作业邮箱被封闭，连续被从作业微信群、QQ群中移除。她给人力主管发音讯“把我开除了吗？”，对方没有回她。
刘怡然问询人力主管，自己是否被开除。
前搭档得知她的状况后联络她，说自己之前的薪酬也有问题。她便在朋友圈发布了这一音讯，并晒出薪酬条相片。公司以为她走漏职工薪酬，以走漏商业秘要为由申述她。
她转而向媒体求助，一家自媒体途径发布了她自述被拖欠薪酬的报导，公司又以侵略名誉权为由申述她。
两申述讼上一年现已开庭，不过至今没出成果。
“这是一条更艰苦难走的路”
刘怡然自诩非典型东北姑娘，内向、宅、不肯惹费事，期望能很快处理问题。但这次她挑选了以一种“最费事的方法”抵挡。
从2017年8月11日开端，她先后向朝阳区裁定委提请了5个劳作裁定，其间3个为病假薪酬，别的还包含加班费、生育补贴等。
刚开端由于不懂法，前两个月的薪酬恳求后没发下来，她刻不容缓地去恳求中心两个月的薪酬，过两个月又去恳求第三次，“导致一个断定要等另一个断定的成果，这是我的血泪经验。”
由于提交的多为电子根据，没有原件或未经公证，根据不予采信，加班费和薪酬恳求大部分被驳回，只需后期补交了病假手续的那部分薪酬获得了支撑，公司按北京市最低薪酬标准付出她5664元。但是，断定期过，公司还未实行。她恳求法官强制执行，公司才将执行款打给她。
裁定断定书中，公司辩护律师称，她有100多天没有按规则处理病假手续，后期补交了手续的病假薪酬现已付出了。
生完孩子后，她恳求了生育医疗费和143天产假的生育补贴。社保局将两笔费用打到公司账户，公司以她未提交完好病假手续为由拘留。她不得已又恳求劳作裁定，获得支撑，公司这才将钱打给她。
不过，生育补贴是按北京市最低薪酬标准，而非她上一年度月平均薪酬交纳，差额部分以及离任补偿金等至今还在等候断定。
“原以为法令是仅有出口，走了法令之路后，发现这是一条更艰苦难走的路。” 刘怡然说，劳作争议裁定需恳求人举证，但根据往往很难获取，比方考勤，公司打卡机的资料职工很难拿到；作业邮箱封闭后，邮件没有原件比照；怎样证明加班、核算病假薪酬等，法令上也没有清楚的说法。
刚开端，由于对法令不了解，她不知道什么根据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，一些重要根据比方原件、作业群中的聊天记录、遭到架空的言语等，没能及时保存下来，导致根据不完好。
她记住第一次参与裁定庭审时，提交了358页加班时刻发的邮件打印件、薪酬条、微信聊天记录等7项根据。公司只提交了考勤表和薪酬条两项根据。这让她感觉胜诉期望很大。
她焦急地等候成果。2018年3月25日，接到去领断定书的电话后，她振奋了一晚，感觉“总算要山穷水尽了”。
第二天一早，她和老公去取。断定书上写着，由于根据没有公证，不予采信，恳求被驳回。她感觉有盆冷水浇了下来，“很失望，觉得仅有一条路都被堵了。”
回家路上，她和老公谁也没说话。到家后，她想不通，哭着给审判庭长打电话，“我说由于这件事，我一点活下去的期望都没有了”。庭长安慰她，“这次的裁定成果并不重要，你赢了，公司会上诉；你输了，你也必定会上诉。”
“但我觉得这个成果很重要。”刘怡然说，阅历了绵长的诉讼和等候，成果让人难以承受，她哭了一天。
那时的她还不知道，这仅仅开端。
“刁难”
比起等候的折磨，要挟、盯梢更让她惊恐不安。
2017年10月12日第一次庭审完毕后，在裁定大厅门口，公司副总裁告知她，现已对她发的朋友圈进行根据保全，随时能够申述她，劝她宽和。刘怡然觉得“我要的这部分是合理的”，回绝了。
忧虑会被打扰，她和老公搬了家。公司的人去她的住处找她，没找到。之后屡次当面问询她的新住址，给她发邮件，“由于不知道你的住址，今后文件、告知没方法发给你，全部成果你自傲”。
2018年4月17日，两边约在一家咖啡店协商宽和。公司代表提出给5万元经济补偿，让她撤掉一切裁定。
她和法令顾问算了下，薪酬、加班费、离任补偿金等加起来一共50余万。对方觉得金额太高，说给九万八千元。
两边没谈拢，不欢而散。那天，刘怡然老公开车接她回家。两人进小区泊车后，在车上坐了会儿。忽然，她发现一辆宝蓝色的宝马从面前开过，有些眼熟。正在这时，宝马车车窗摇下，刘怡然一看，是CEO助理一行。
她和老公开上前，对方很快开车走了。两人追了一段，没追上，打电话报警。被吓到的她再次搬迁。
2018年10月24日，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望京法庭门口，被问到盯梢一事，CEO助理没有否定，说这是为了跟她保持联络、有个交流途径，“你们要50多万，咱们要处理这事，咱们以为这是敲诈勒索，所以急了啊。”
公司法务说，刘怡然提出的宽和金额挺大，他们觉得不合理，因而没有达成协议。他们一向活跃与刘交流，但她回绝交流，而是向媒体爆料，去各个职能部分告发，“咱们就合作（职能部分）查看，预备法院申述。”
刘怡然至今记住离任时的场景。2018年1月生完孩子后，日子绰绰有余，与公司的胶葛迟迟未了，她不得不主动恳求离任。
6月14日她到公司处理离任，法务说刻章不在，拒开离任证明，让她先签署免除劳作联络协议书。协议书中写明，不再向公司讨取任何费用或危害其名誉。
刘怡然不赞同，“他们说不签就开不了离任证明，我的作业用品也不让拿走。”她只得打电话报警，花家地派出所的两位民警赶来，在民警的协助下，她才取走东西。
第二天，她去朝阳区劳作督查大队投诉公司不开离任证明。大约一个月后，她收到了公司寄来的离任证明。
关于上述架空、刁难的说法，A公司副总裁矢口否定，“彻底没这回事”，“走到这一步谁也不肯意”。
当汹涌新闻提出采访她时，她说这事太杂乱了，电话里说不清，有必要面谈，当面给记者看根据。她两次告知记者来上海出差时面谈，之后又以“开会忙”为由取消了出差行程，直至后来不再接电话。
“怀孕被架空了怎样办？”
怀孕后，刘怡然身子弱、需求卧床保胎，母亲在老家照料病重的姥爷，公婆身体欠好、终年住院，老公只得辞去职务照料她。
此前，两人都不怎样攒钱，有多少花多少。没了收入来历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：去菜场，得时刻想着菜多少钱；遇到仇人的东西，不敢再买；她乃至将家中电器、首饰等放网上变卖。
最困顿的是2017年11月、间隔预产期不到两个月时，两人积储花没了，没钱给孩子预备婴儿用品，只得找朋友借。她觉得心酸又伤心，对不住孩子。
裁定成果出来前，她简直每天打投诉热线，焦虑得睡不着。作业上的遭受和日子压力，让她觉得撑不下去，“很屡次想到了自杀。”
生完孩子后，她没有坐月子，也没有请月嫂，和老公轮番照料孩子。一休完产假，老公便去作业。她拿到离任证明后，也惟我独尊找作业。
2018年10月，她进入一家有上千人的国企，从事品牌公关方面的作业，薪酬只需之前的一半。
她记住刚入职时，部分有个女孩怀孕，搭档们都很照料她，帮她分管重活累活；快下班时，领导会让她先回去，让她很是仰慕。
她想起了自己怀孕后的遭受，那是“对身心和精力持续性的压榨”。
上网查找时她发现，那些在网上问“我怀孕被架空了怎样办”的人，在被主张去投诉和裁定后，往往会问“没有其他方法了吗？”
刘怡然了解这种心境。她身边的朋友都劝她，“你跟公司耗不起的，公司聘一个法务专门干这事，你得付出许多时刻和精力。”
起先，她也想大事化小、不好处理，“但后来一向被压榨、欺压，一切的斗志都被燃起来了。”
刘怡然至今不敢告知爸爸妈妈自己的遭受，怕他们忧虑。她身边有朋友怀孕后被刁难、孤立，忍不了，便自己辞去职务，“许多人觉得吃点亏算了，但假如一切人都觉得走法令途径太折腾了，那么这个作业永久都阻滞在当下的状况。”
程欣语有相似的感触。她在一家连锁餐饮公司作业过。面试时，29岁的她被问到有无男友，她说有，不过近期没成婚计划。
入职一个月左右，她被查出是宫外孕。住院期间，仍运营公司微博，出院在家歇息时，也每天写案牍、发布文章。
但是等她休完病假回公司，领导以她怀孕了没告知公司、耽搁公司宣扬为由，要求她离任。
流产、被解雇，让她备受冲击，患上了抑郁症，觉得“被欺压到极限了”。
她去恳求劳作裁定，获得胜诉，法院断定公司付出她1万多元薪酬。公司不服上诉，现在断定成果还未出来。她想好了，假如输了，就持续申述，“支撑我的信仰便是这件作业我没有做错，我有必要要一个成果。”
“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“我没有做错任何作业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简直是遭受怀孕轻视女人的一起困惑。
怀孕轻视通常被以为是作业性别轻视的一种，也称“育龄女人作业轻视”，指用人单位招聘时拒录怀孕妈妈女，女职工怀孕后将其解雇、降薪或情绪上有轻视体现，休完产假回来上班后将其解雇等行为。
职场女人的生育权与用人单位的利益间，好像天然存在着对立。解雇怀孕女职工、要求女职工排队生育、怀孕要报批等屡见报端。
从业六年的HR韩鹏介绍，公司为职工承当的人力本钱约为其个人收入的两倍。女职工怀孕后，公司用人本钱添加，许多作业也不太合适做了。她休产假时，作业需求有人做，假如再招一个人，女职工休完产假回来后，新招的人怎样组织，会比较为难；组织其他人分管，又会添加其他职工的作业量。
为此，企业招聘时，一般会问年青女职工的婚育状况，“已婚未育的女人，找作业时竞争力会下降许多。”
这导致一些育龄女人找作业时会“隐孕”：隐秘已怀孕或计划怀孕。
程欣语觉得，30多岁对职场女人来说是个十分为难的年岁，没生孩子，找作业会很难；生了孩子回到职场，之前的成果或许不在了，还会被忧虑生二胎。
她有时想，找作业时说自己离婚了、不计划要孩子了，“这样入职会简略些吧？”
《劳作法 》、《劳作合同法》、《妇女权益保证法》、《女职工劳作维护特别规则》等明文规则，女职工在怀孕期、哺乳期、产期的，不得下降其基本薪酬或免除劳作合同。
韩鹏说，的确有一些女职工会运用法规的维护，为了在孕产期拿到薪酬、不让社保断档，入职没多久就怀孕，休完产假就离任；还有的怀孕后成心长时刻休病假不上班。
他的一个HR朋友曾招聘过一个女前台，三年里连着生两个孩子，生完二胎回来作业半个月就离任，“等于女职工从企业白拿了三年薪酬。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多了，企业在招聘时会采纳办法躲避这种危险，不敢再去赌这个人的人品怎样样。”
这好像形成了一个死结，加重了性别轻视壁垒。
2019年2月21日，人社部等九部分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标准招聘行为促进妇女作业的告知》，制止招聘时以性别为由束缚妇女求职作业、回绝选用妇女，不得问询妇女婚育状况，不得将束缚生育作为选用条件等。
韩鹏觉得，这个方针对企业的束缚效果并不大，企业在招聘信息中不会写明，但挑选简历时能够看；不直接问婚育状况，但能够直接问，“这种东西只需不露在台面上，就没有方法特别好地监管。”
当女职工怀孕后，用人单位一般不会直接解雇或劝退，但或许会在薪酬上有必定的考虑，少发奖金、绩效等浮动薪酬，只发固定薪酬，“这其间仍是有可操作的空间，《劳作法》中还没有清晰的躲避性条款。”
一些用人单位乃至转向隐形轻视，运用各种手法强逼怀孕女职工主动辞去职务。一旦怀孕妈妈女在《辞去职务恳求书》上签字，很难证明钳制事由，从而添加了维权难度。
“想要一个胜诉断定”
2018年8月24日，刘怡然以公司侵略一般人格权为由，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申述讼，11月7日立案成功。
2019年1月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在《民事案子案由规则》中，将“相等作业权胶葛”添加到“人格权胶葛”中。
1月28日，刘怡然恳求将案由从“一般人格权”改变为“相等作业权”。代理律师刘明辉解说，一般人格权归于侵权职责法；相等作业权归于劳作法。公司不给薪酬、经济补偿金等无法作为侵略一般人格权的根据立案，改变案由后能够处理这一问题。
5月15日庭前说话时，公司提交了18项根据，其间一项被发现和原件不一致。现在还在等候下次开庭。
在此之前，孕妈妈维权有例可循。国内首例孕妈妈轻视团体维权案发生在2017年12月。中铁物流集团仓储处理有限公司的三位女职工——两位处于孕期，一位在哺乳期，先是被公司降职降薪，之后以“架空”、清走作业用品、刊出指纹打卡权限等方法驱赶，直至被解雇。三人先后提起劳作裁定恳求，互为人证。终究，都获得胜诉。
刘明辉介绍，过往怀孕轻视案大多为劳作争议，这是初次以相等作业权来申述的怀孕轻视案，或将成为国内相等作业权胶葛第一案。公司表面上虽没有解雇刘怡然，但实际上她归于被解雇的状况，既没岗位也没钱。
“在这种状况下咱们的法令是有缺点的。”她和法官交流过，都有些忧愁，根据什么来确定是怀孕轻视、作业轻视、侵略相等作业权。这方面，国内法令上没有清晰规则。
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，有推定解雇准则——假如从一些架空的行为，推定出用人单位有解雇职工的成心，能够定性为“推定解雇”，适用不合法解雇的法令职责，职工可要求复职或双倍经济补偿金。
为此，她期望，这个案子能推进国内相关法令法规的完善，在《劳作合同法》中参加推定解雇准则。“咱们想要一个胜诉断定，哪怕确定这是一种性别轻视，侵略了女职工的相等作业权，都很有意义。”
在刘明辉看来，遇到这类状况，大都女人挑选隐忍，刘怡然则归于高档白领，维权和取证认识强。即便如此，“对方公司仍是以为咱们不或许赢，由于法令没有清晰规则，又没解雇你，你告什么？”
阅历近两年的维权拉锯，刘怡然发现，许多有过相似阅历的女人，不知怎样维权，她期望能给她们一些启示。未来，她想考法令系在职研究生，协助在法令上遇到困难的人。
眼下，绵长的诉讼好像一道水沟横在面前。她尽力想跨过，却步履维艰。她记住，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最初，秋菊老公被村长打了，她去找村长理论，村长把钱扔在地上，说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。
许多个瞬间，她觉得自己像极了秋菊。
（为维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。）